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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讲义：希伯来民族的史地文化——分国时期
一、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促成王国南北分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是积重日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分享以下几个方面：
- 经济上的原因罗门王在位期间的大兴土木和维持长期的宫庭奢侈生活造成国家加重百姓的经济负担与劳务负担。由于所罗门对南方支派的偏袒政策，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北方众支派百姓的身上；
- 政治上的原因: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人的领袖都是群众推选出来的，深受群众所拥戴。王国时期的扫罗王和大卫王是先知和百姓所拥立的。大卫王死后所罗门王是在众兄弟的争夺中最后由年迈的大卫王圈定的。但到了所罗门王一死，年轻无知的儿子罗波安却直接承继王位，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北方支派的百姓采取镇压的政策，于是不可避免地触发北方众支派联合一致，坚决与南方的犹大支派正式分离；
- 宗教上的原因:所罗门王晚年大量引进异族宗教，起因由于早先广纳妃嫔，这些异国皇后、妃嫔也带来异族的神明，后来所罗门王也为她们建造异教神庙，如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亚扪人的神米勒公、摩押人的神基抹等(《王上》11∶1-8)。这些行动引起先知的严厉谴责。
- 地理和社会的原因:本来王国南北在地理与社会的特点已有很大的差异，南方犹大高原比较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社会风气保守;北方则处于埃及与叙利亚和东方世界的交通要道，社会比较开放，与外界接触较频繁。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加速了南北方政治上的分离。
罗波安与耶罗波安
所罗门王死后，儿子罗波安接续为王，此时南北支派关系极为紧张。罗波安来到北方的示剑，目的在于进行安抚和稳定局势以确立其王权地位。这时北方支派以耶罗波安为首向新王罗波安提出减轻赋税与劳役负担的要求，遭到无知的罗波安的断然拒绝，触发矛盾激化。罗波安掌管劳役的官吏被北方愤怒的群众打死。北方众支派拥立耶罗波安为北国以色列的王。此事件之后，统一的王国正式分裂为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
二、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诸王更迭
（清晰图片可参考《圣经》第306-307页“圣经年代表解”）
分国之后，北国以色列处于较优越地位，其土地面积大、人口多，又处于埃及与东方的通商要道，具有与外国发展通商贸易的有利条件。南国犹大则地处高原贫瘠山区，远离东西商业通道，交通不方便，条件远远不如北国以色列。但犹大国的不利条件，却同时具备了有利的因素，即由于地区较闭塞保守，与外界接触较少，所以国家比较稳定，南国犹大诸王基本上一脉相传，只有在公元前843年，发生了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雅篡位，实行6年的女王专政，是一个例外。但为时不过六年，群众在祭司耶何耶大的策动组织下，杀了亚他利雅，仍拥立幸免于难的亚哈谢七岁的儿子约阿施为犹大王(《王下》11∶1-21)，又恢复原来犹大支派的系统。约阿施在位40年(元前837–798年)，被部下刺杀，儿子亚玛谢继位，后来亚玛谢被叛党杀于外地(《王下》14:19-20)，众民拥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元前780-740)为王，亚撒利雅就是著名的乌西雅王。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就不一样，虽兴盛一时，但国家内部极不稳定，由上到下风气败坏，二百多年之间，弑君篡位屡屡发生。北国经历了十九王统治，但分属九个不同的统系，事实上就是经历九场“改朝易代”，有的篡位的王在位不满一个月，甚至有当王数日就被推翻或被刺杀的。
公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宣告灭亡。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南国犹大还继续存在了一百二十多年，公元前586年，犹大末王西底家的反叛，导致犹大国家的灭亡和众民被掳去巴比伦。这一年，代表犹太历史分国时期的结束。
三、分国时期的先知
希伯来民族史的分国时期指从所罗门王死后，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南国犹大于公元前586年亡于新巴比伦这一段长达三百五十年的历史(约公元前933-586年)。
分国时期这三百五十年时间是先知辈出的年代。旧约中著有书卷的先知约占半数以上属于分国时期的先知。他们在此时期内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他们并非单纯是宗教的人物，实际上他们主要是政治、社会的人物。他们对分国时期里的国家政治、社会和宗教各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先知”一词，其语源的动词词根是“讲预言”，因此“先知”者，其含义为“说预言的人”。他们是“受灵感的人”而作为耶和华的代言人，发出警世的预言，宣布耶和华神的意旨和他对罪恶的谴责，预告他的审判与将降下的灾难等。先知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表现各不一致。有的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进行宣讲;有的苦口婆心，规劝训勉;有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甚至流泪嚎哭;还有的以世人所不易理解的动作，现身说法。尽管表现与工作方式不同，但其共同的目的不外乎要矫治宗教上的走入歧途，要树立社会高尚伦理道德之风，要挽救民族国家陷入危亡之境。
- 从以利亚和以利沙到阿摩司
当北国以色列的暗利-亚哈王朝时代(公元前887-854年)，在亚哈王与其异国王后耶洗别的残暴统治下，其在政治、宗教上的倒行逆施，师徒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应时而出。以利亚先知不避危险与拜异教巴力的先知进行反复的斗争(《列王纪上》第18章)，以利亚先知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利沙先知，继承以利亚的工作。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当权的年代，出现了社会贫富的显著两极分化和伦理道德沦丧的败坏现象，宗教上则表现注重仪礼，徒有虚伪的形式。阿摩司作为耶和华神的代言人庄严宣布“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1-24)阿摩司先知以他的公平与公义的主张因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是“公义的先知”。
- 何西阿先知
何西阿是和阿摩司同时代的先知(公元前750-735之间进行工作)，他所宣扬的是上帝始终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家庭的悲欢离合，目的在引出一个“不渝的爱”的教训，这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忠贞爱神，但以后却背弃耶和华而去敬拜异神，正如妇人不贞堕落一样，但耶和华仍不抛弃他们，仍期待他们一朝改悔，耶和华以赎价把他们赎救回来。何西阿先知就是以此生动的例证把神人之爱比作夫妻之爱。这种比喻所代表的观念，以后延伸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就是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教会被比作是基督的新妇(见《新约·以弗所书》5∶22-25)。何西阿先知教训的中心是强调上帝慈爱的属性,“慈爱”一词的含义不是指世人之间的爱，而是包含着慈爱母亲对婴儿的爱怜与照拂，是一种极纯洁的爱，它包含着一种怜恤、良善的特质。上帝喜爱人都具有这样生命的品质，甚于献给他的许多祭物。因此在《何西阿书》6∶6说:“我(耶和华)喜爱良善，不喜悦祭祀。”经文中的“良善”亦可译为“怜恤”，实则亦可译为“慈爱”，即如神爱世人的那种“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故亦被称为“爱的先知”。
- 以赛亚和弥迦先知
公元前八世纪出现的第一位大先知是以赛亚(公元前740-701年作先知)。以赛亚出身王族，他与南国乌西雅王是堂兄弟。乌西雅王在其长达四十年的当政期间，在内政外交、军事与农业建设上颇有建树。在宗教上虽还没有根绝异神的影响，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乌西雅王在公元前740年去世，就在这同一年，以赛亚感悟自己身上负有的使命，他开始了持续近四十年的先知活动，他以耶和华神代言人的身份宣布上帝对社会罪恶的严厉谴责。以赛亚对南国犹大亚哈斯王亲亚述的路线持强烈反对态度，亚哈斯王为讨好亚述王而大兴亚述异教的举动使先知痛心疾首。以赛亚先知的主张是上帝的圣洁。“圣洁”既包括宗教上的虔诚，诚实无伪，也包括人间伦理道德的善行与清洁无疵。他曾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耶和华)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16-17)。以赛亚先知以主张“圣洁”著称，故亦被称为“圣洁的先知”。
公元前八世纪的第四位先知是弥迦(公元前725-690年间工作)。弥迦先知出身于耶路撒冷西南迦特附近的山区，和以赛亚先知虽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也不能证明他们两人曾经见过面，但两位先知的言论与所发布的信息，却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特别对社会罪恶的谴责和对贪官富豪的揭露和谴责，许多言词犹如出自一人之口。例如《以赛亚书》5∶8-12与《弥迦书》2∶1-5，即为明显的例子。此外，以赛亚和弥迦两位先知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前景，充满了坚定的信心与美丽的远象，都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人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2-4和《弥迦书》4∶1-5)，弥迦先知和阿摩司、何西阿、以赛亚三位先知一样，强烈反对空具仪式的献祭就能够赎罪，就能够博得上帝的欢心。他尖锐指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么?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河么?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弥迦书》6∶6-8）弥迦先知在此并没有个人独特的主张，他综合阿摩司先知的公义，何西阿先知的慈爱、怜悯，与以赛亚先知的圣洁、谦卑的心的教训，指出上帝眼中的善和对世人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讨论题：
- 谈谈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分国时期的先知及其名言，对你有何影响。
参考书目：《希伯来民族简史》 许鼎新著
